《731》为什么没能在7.31上映？ -

这个暑期档，一部尚未正式上映的影片《731》却意外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据猫眼平台统计，截至8月1日，已有超过358万观众标记了“想看”；淘票票平台则显示有197万名观众表达了观影意愿，两项数据均刷新了售票平台的历史纪录。《731》以破纪录的期待值稳居暑期档期待榜首位，预示着其或将成为引发广泛社会讨论的现象级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名称中的“731”并非指代具体日期，而是源自侵华日军“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的番号。这个代号背后承载着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由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主导的“满洲第731部队”，曾在东北建立了当时全球最大规模的细菌战实验基地，实施了无数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

尽管片方曾宣布影片将于7月31日上映，但这一日期在影片推出后并未实现。公众对“7.31上映”的期待，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片方官方声明与日期的关联性，二是观众对片名数字符号的直观联想。然而，事件的转折点在于影片实际未在原定日期公映，这一现实引发了关于影片延期原因的广泛猜测，以及对“731”这一历史符号更深层意义的探讨。

关于电影《731》撤档事件，网络流传着诸多猜测，其中最为广泛的一种认为影片因内容尺度问题遭到举报。部分舆论指出，家长群体担忧影片中呈现的血腥暴力场景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心理伤害，因而发起大规模举报行动，最终导致影片下架。该说法看似合理——731部队的残暴行径即便通过文字描述也令人触目惊心，影像化呈现的冲击力更难以回避。然而其核心问题在于缺乏实证依据，既无官方机构发布的相关通告，也未见任何举报方或参与者的具体证据。此类传闻多源于自媒体的主观臆测，借“保护未成年人”这一社会敏感议题，为影片撤档提供了一个简便却颇具争议的解释。在信息传播碎片化时代，这种叙事方式虽易引发关注，但经不起严谨验证。

另一种说法则聚焦于审查制度的干预。有消息称，影片试映版中存在争议性内容——讲述一位日本731部队实验人员在目睹暴行后产生良知觉醒，转而拯救实验对象的故事。若该情节属实，影片未能通过审查便有深层原因。这种叙事方式将系统性、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战争罪行简化为个体救赎的戏剧性转折，存在明显的历史认知偏差。731部队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下的产物，其成员是被国家意志驱动参与屠杀的组织化犯罪群体，而非简单的个人道德困境。有观点认为，影片因偏离历史真实、渲染虚无主义倾向，被判定为意识形态风险，故未能通过审查。尽管该说法同样缺乏官方确认，但从逻辑层面看，其触及了争议的核心——如何在艺术创作自由与历史严肃性之间恰当平衡。

除外部因素外，影片自身的品质问题也值得探讨。导演赵林山过往作品如《铜雀台》（2012）和《我的前任是极品》（2014）在豆瓣评分分别为5.3和5.5，均未达及格线。这引发合理质疑：《731》的撤档是否与其艺术水准或叙事能力不足相关？若影片在制作过程中未能达到行业标准，发行方选择主动撤档以“择日再映”作为策略，也符合影视产业的运作逻辑。综观三种猜测，其共同点在于都未获得官方证实，却分别从社会影响、审查尺度、商业价值等维度提供了不同的解读视角。

在《731》尚未尘埃落定之际，回望过往文艺作品对这段禁忌历史的探索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有关731部队的影像与文字记录早已涌现，在不同历史语境下以多元形式呈现其暴行。1988年，牟敦芾导演的《黑太阳731》率先以近乎纪实的拍摄手法，直面731部队的罪恶本质。影片通过冻伤实验、活体解剖、毒气实验及母爱实验等触目惊心的场景，以极具冲击力的视觉语言展现战争暴行。该片因内容尺度之大被评定为三级，成为香港电影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里程碑。其上映引发巨大社会争议，支持者称其展现历史真相的勇气，批评者则质疑其是否构成对苦难的消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作品将731部队的罪行深刻铭刻在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中。

香港在1992年推出《黑太阳731续集之杀人工厂》，1994年又推出《黑太阳731完结篇之死亡列车》，试图延续这一题材，但其影响力始终未能超越1988年的开山之作。1995年，台湾华视电视台制作的历史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第三十集《死亡工厂731》中，通过详实的历史资料与人物访谈，系统梳理并批判了这支臭名昭著的部队。该片制作人蒋纬国的参与，使其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除港台地区外，国际影视作品亦曾涉及此题材，如1991年韩国电视剧《黎明的眼睛》在展现二战时期东亚人民苦难的同时，亦揭露了731部队的相关罪行。近年来，日本国内媒体对此题材的突破尤为引人注目，2017年8月13日，日本广播协会（NHK）播出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引发日本社会与国际舆论广泛关注。该片核心证据为1949年苏联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审判12名日本关东军战犯的20小时录音档案，其中731部队核心成员亲口供述了细菌武器研发与活人实验的罪行，承认曾以“死囚”名义将中国人、苏联人作为实验对象，在医学精英指导下实施反人类行为。NHK作为日本权威公共媒体，制作此类直面历史的纪录片具有深远意义，既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历史的有力回击，也标志着日本社会正视历史伤痕的集体意识开始觉醒。

在文学出版界，关于731部队的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其中，日本作家森村诚一于1981年推出的纪实作品《恶魔的饱食》堪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出版物。该书首次以系统性方式披露731部队的罪行，通过采访幸存者及梳理历史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骇人行径。尽管其关于使用离心机抽血、针管制造木乃伊等具体描述因缺乏科学依据而引发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作品在打破历史禁忌、引发社会关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1983年再版时，出版方已对存在争议的段落进行了修订。

相较之下，日本记者青木富贵子所著的《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则以严谨的考据方法著称。该书依托战后发现的石井四郎亲笔日记，结合美日双方解密档案与多方证言，全面揭示了731部队在战后被刻意掩盖的真相。书中尤其详细记述了盟军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如何与战犯达成秘密交易，在获取细菌战资料的背景下赦免相关人员的战争罪行，这一发现为理解历史记忆的断裂提供了重要线索。

731部队的主要负责人是日本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此人于1920年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展现出强烈的野心与强硬的行事风格。当1932年《日内瓦议定书》明确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后，石井却持相反观点，认为禁令越严格，越凸显此类武器的战略价值。在他的推动下，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同年设立了“防疫研究室”，标志着731部队的起源。次年，石井四郎亲自前往中国东北，在哈尔滨东南的背荫河地区建立了更为隐秘的实验基地，对外称“东乡部队”，开启了细菌实验与人体实验的进程。

石井四郎凭借卓越的演说才能，持续游说军部高层，强调“世界强国均在研发细菌战，日本若不跟进将面临战争劣势”。他通过推广自主研发的“石井式滤水机”，以“防疫给水”为名在军队中树立权威，成功将细菌战研究伪装成公共健康项目，为后续罪恶实验提供了关键掩护。

根据NHK的统计资料，当时日本全国共有10所高等院校，至少30位医学专家被调入731部队参与研究，其中包括京都帝国大学的田部井和（专攻伤寒病研究）、冈本耕造（解剖学专家）、吉村寿人（冻伤研究方向）以及东京帝国大学的多位学者。这些被冠以“精英医者”称号的人员，为731部队的战争罪行提供了科学依据与专业技术支持。同时，石井四郎还借助家族与乡土关系，在千叶县加茂村组织了数百名村民参与实验，形成所谓的“加茂部队”，从事从实验操作到后勤保障的各项任务。

731部队总部位于哈尔滨市以南24公里的平房区，占地6.1平方公里，包含超过80座建筑。核心区域为形似“口”字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群，内部人员称之为“口号楼”或“四方楼”。该建筑群防护严密，外围设有高墙、深沟及带电铁丝网，驻扎宪兵队实施严格管控，对外宣称仅为关东军司令官授权人员开放的军事禁区。

在“口号楼”内部，7号楼与8号楼作为特设监狱，关押着被侮辱性称为“马路大”（意为“原木”）的实验对象。这些受害者主要为中国抗日志士、平民及苏联、朝鲜等国人员，由日本宪兵队以“特别输送”名义秘密押解至此。其进行的“实验”以残忍程度著称，例如“冻伤实验”中，吉村寿人团队强制实验对象将裸臂长时间暴露于零下30度以下环境，并不断泼洒冰水制造冻伤。实验人员会详尽记录皮肤、肌肉与骨骼坏死过程。据伯力审判证词显示，有目击者证言称曾目睹三名中国实验对象手指完全变黑脱落，另有两人仅剩白骨。

“毒气实验”则在密闭透明的玻璃舱内进行，实验人员将不同年龄层的“马路大”（含儿童）与鸟类等动物共同关押，随后释放芥子气、光气、氰化氢等毒气。通过观察窗与摄像设备记录受害者中毒反应，直至其痛苦死亡。原731部队成员越定男在著作中描述，受害者在毒气中会出现口吐白沫、七窍流血等惨状，最终因窒息而亡。此外，731部队还实施了细菌武器活体实验，通过将数十名实验对象绑于同心圆排列的十字木桩，从空中投掷或地面引爆装有鼠疫、炭疽等病菌的陶瓷炸弹。

实验过程中，受害者因炸弹碎片导致全身感染致命病菌，皮肤与肌肉逐渐溃烂、坏死、脱落。伯力审判中，有卫生兵供述称，有时会直接在实验对象头顶引爆炸弹，使病菌液洒满全身以观察感染效果。除此之外，731部队还进行了诸如人体与动物血液交换、活体倒吊致死、真空环境人体测试以及“母爱实验”等极端残忍的实验。

这些系统化的“科学实验”彻底践踏了人类尊严，将生命视为可随意处置的工具，使医学沦为发动战争的帮凶，其暴行严重违背了人类文明与道德底线。

1940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石井四郎的指挥下，秘密细菌战小组深入中国华中地区，在浙江宁波区域通过空投方式散布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引发了严重的疫情，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据日军内部文件《鼠疫跳蚤感染效果计算表》显示，此次宁波攻击仅投放2公斤感染源，导致104人直接死亡，后续流行病蔓延造成1450人丧生。1941年，该部队在湖南常德重复实施同类暴行，投放1公斤病原体造成310人直接死亡，流行病暴发致2500人死亡。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日军在撤退时故意污染水源与食物，投放副伤寒及炭疽杆菌，导致中国军民大规模伤亡。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关东军溃败，731部队接到参谋本部销毁证据的命令，通过爆炸、毒气与枪杀方式清除所有实验痕迹，随后仓皇逃回日本。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战争罪犯并未接受应有的审判。美国出于冷战对抗苏联的战略考量及对细菌战研究成果的兴趣，与石井四郎等人达成秘密协议——以豁免战争罪为交换条件，获取其所有人体实验数据。石井四郎最终于1959年逝世，享年65岁，而其部属中不乏在战后转型为医学界权威者，如第二任部长北野政次成为"绿十字"制药公司领导人，负责冻伤实验的吉村寿人担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曾主导输送医学人才的户田正三则转任金泽大学校长。731部队的战争暴行与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同样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黑暗印记，而好莱坞对后者曾有诸多影像创作。因此，有必要通过更多影像作品揭示731部队罪恶，以警示世人铭记这段历史，防范军国主义与极端思想的复活，使此类悲剧永不重演。